来源：天勇谈经济
文/周天勇
2月10日，笔者发了“刺激和发展经济亟需深化金融和土地体制改革”一文。一些读者提出，文章字数过长，并将土地和金融放一起论述，逻辑不是太清晰。因此，今天将其拆分，先发出有关土地计划体制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损失的讨论。
一、土地要素管理越来越计划化和行政化
1978年以来，其他生产要素基本上市场化配置了，只有土地要素却形成全世界最严格的用地计划分配和管理体制。商品化和市场化配置方向的生产要素体制改革，在行政管理方面，撤销了劳动部和财政部国有企业流动及基本建设资金管理司，技术要素配置本来就没有部级管理部门，于是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从计划行政分配被市场化配置了。人口生育方面，最后也不得不撤销生育计划行政管理部门。
但是，土地作为市场经济生产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不但没有向市场化配置方向改革，反而从土地要素行政管理副部级机构变成了部一级土地要素计划配置和行政管理部门。于是，制定每年的用地分配计划、建设用地要占耕补耕平衡、还有合村并居占补平衡、农村集体土地只能地方政府征收行政垄断出让、土地出让金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城乡土地禁止集体和城市用地者擅自交易、拆除违建“一刀切层层加码行行扩大”、卫星严密监测未建设批出斑问责，合并规划管理后细致到设计都要管等，这些形成其重要的计划和行政管理内容和任务。获得用地、开工建设、竣工验收交付过程，加上建设行政管理，审批评有十几到几十项，程序多、时间长和效率极低，闲置土地在那十几年和几十年得不到盘活利用。城镇产业园区土地和楼宇闲置率已经到了35%左右，农村宅地空置率已经到了50%左右，还是由土地计划和行政部门管理得无法由市场盘活。不要说市场调节配置土地要素，目前的土地计划行政管理，小到农民、城镇劳动者、个体商户、中小企业等就业和创业需要土地要素结合，大到各地的经济发展需要建设用地，因最严格的计划管理，已经到了寸步难行的境地了。这怎么能刺激和发展经济呢？
从中国1978年后成功的经验是，改革掉轻工部、化工部、一机部、煤炭部、外贸部等等，穿衣服不要布票了，日用品定量供应取消了，成为规模第一大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国，煤炭生产供大于求，汽车农机大发展，出口快速扩大，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超常规发展，实际上是因撤销各产业和要素计划和行政管理部获得的。
二、土地计划配置和行政管理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
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中，要么所有的生产要素由计划配置和行政管理，要么统一交由市场配置。这是生产要素一致性体制安排原则。打个比喻，一台汽车的四个轮子，三个是橡胶的，一个却钢制轱辘，那这台汽车也可以行驶，但可能无法正常快速行进。也会造成摩擦和维修成本的提高，还有效率及产出等方面的巨大损失。
1．土地垄断行政出让中农民收入和消费的损失
从土地产权上讲，中国目前城镇土地国有，农村和城郊土地农民集体所有。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023年，从农村转移了工业化、城市化和交通水利现代化进程需要的建设用地18920万亩。其中，无偿出让9350万亩，给城镇住宅、商业楼宇和制造业及矿山等有偿出让9570万亩，这部分出让地方政府财政累积从农村获得的收入为788616亿元，中其给集体和农民家庭的征地补偿不到3%。如果农村集体和农民自己出让，政府即使收高达40%的税收，农村集体和农民可以得到47万亿元收入，但没有得到。农村农民的收入消费率为80%左右，就算这47万亿元收入一半消费一半储蓄，则国民经济累积失去了近24万亿元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土地出让收入通过投资建设，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但农民消费需求能力较弱，则发生了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过剩。
2．土地要素在城乡不能与劳动组合造成的就业损失
城乡土地，特别是农村集体土地在土地计划行政管理体制下，由于实物与货币不能替代，实际上资产权属和使用变成了地方国家拥有和决定，其资产价格不能认定。农村集体和农民基本上失去了土地的使用权和发展权，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融合，城乡间要素的流动和组合也困难，造成了实物土地投资、创业、经营和就业的巨大困难。
从城乡就业结构看，2000-2023年间，数据中存在的问题：一是2023年全国总就业劳动力为74041万人，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为6.9%，但是农业就业比还占总就业的23.5%，还有16882万人在农业中就业。比人口规模较大与我同发展水平的样板国家高出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造成农民不能二三产业融合创业就业的土地计划和行政管理体制，也没有户籍管制等体制，2023年农业劳动力最多为7033万人。也就是说，土地和户籍体制相组合，共同造成了9850万个二三产业就业岗位的损失。
20世纪后期开始，从中央一些部门，到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以土地部门为主，先后进行了多次对于城乡建设和个体民营企业所用土地和建筑在产业布局、生态环境、生产安全和城乡建设方面的整改运动：1．有整治农村乡镇“五小企业”，即所谓低、散、乱、差和污乡镇企业等运动；2．有腾笼换鸟、发展大型企业，使产业升级（让大型外资、民企进入，中小微企业被拆除和转移）的运动；3．有压过剩产能运动（主要是强国有和压民企业数量和生产量）；4．还有对企业生产消防、危化、机械、塌方安全方面的整治运动；5．有对企业的温室有害气体、垃圾和污水排放等生态环境整治运动；6．有对农村城郊“大棚房”和“空心屋”，还有对城乡“违章建筑”强拆运动。这6次整治，无不与土地要素体制有关。历次涉及土地的整治运动被行政拆毁、关停和使其破产的中小微企业和商户在5000万左右，先后和累积起来造成损失2亿左右的就业岗位。
2019年时，非正式劳动，即灵活就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劳动力的比例为7.3%，规模为5625万人，因拆违扩大化减岗、实体产业收缩、疫情影响、无人技术推广和快递外卖网约平台发展，2023年攀升到23.3%，非正式的灵活就业人员增加到17913万。
3． 土地计划体制造成的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和财富损失及差距
土地房屋计划行政管理与货币不能替代交易压抑，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而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又影响其消费支出；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又对生产和服务的供给传导收缩压力；其造成社会的就业岗位不足，失业率提高和工资水平走低，又螺旋式造成居民收入收缩。
前述土地体制各种整治损失的就业，如果年平均工资收入按照货币现值50000元，影响了20年计算，即使影响率为50%，居民累积损失了50万亿元的劳动收入，考虑中小微企业和商户劳动者收入消费率较高，损失的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为48万亿元。这对于国民经济不能不说是非常不应该有的后果。
从居民收入和财富及其城乡差距从数据观察：
一是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91746元，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为45%左右，其中工资性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25.6%；世界上一般国家这两个比例分别为70%左右和5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土地、迁移、中小微企业融资和财政民生支出四大体制正常，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应当为64222万元，其中人均工资可支配收入应当为45870万元。
二是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1978-2023年，中国城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动态平均是农村居民的2.39倍，其中城镇人均工资性可支配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平均分别是农村居民的5.25倍和5.90倍。
三是从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可支配收入和总财产性净收入看，1998-2023年，分别从143元和595亿元上升到5392元和50290亿元；而农村居民则分别从30元和249亿元只上升到540元和2576亿元。从2023年的数据看，城镇人均财产性可支配收入和总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乡村的10和19.5倍。
四是从住宅财富拥有差距看，2023年城镇户籍居民、农村户籍在城镇常住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各自拥有的住宅资产，分别为55.22万元/人、11.73万元/人和7.46万元/人，城镇居民拥有是农村常住居民拥有的7.4倍。但是农村宅地和住宅禁止交易，市场价格为零，只是生活资料，不是市场经济意义的资产和财富。
4．土地计划体制对2023年经济增长潜能的影响
笔者用渐进转轨经济第二个基本模型与其有关数理关系计算，就2023年数据看，全国可交易土地总资产7408462亿元，因土地禁止和不能交易，损失24357亿元国民收入。其中，除去不可交易建设用地部分，可交易建设用地53000万亩左右，影子价格按照60万元/亩，价值为3180000亿元，如果放开市场，交易率为5‰，可获得15900亿元资产溢值；农业林地、园地、草地和耕地共计845692万亩，影子价格为5万元/亩，价值为4228462万亿元，如果放开市场，交易率为3‰，可获得8457亿元资产财富溢值潜能。可惜，这些财富增值因实物与货币不能替代而不能获得。
三、刺激景气和支撑增长亟需改革土地体制
目前城镇现有新建的过剩住宅，如果地方政府收购和央行发债用于常住流动人口的低租金居住保障，这对降低这部分居民的生活成本和刺激居民消费有用。如果只是想救房地产企业，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房子挪到政府手中，那对刺激经济基本毫无用处，而政府手中又得握一部分不良资产。
从现在看来，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指标对于宏观调控，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意义。原因在于刺激流动性到大项目、大基建和国企，也会短期内加速GDP增长；但这会使经济结构更加扭曲。现在最为重要经济能不能回复景气的指标，是要让刺激的流动性到居民收入之中，拉动消费需求扩张和用市场来消化产能是关键。因而，CPI指标能不能好转，已经成了头等重要的宏观调控任务。
现在看来看去，最大流动性还能够市场化主动吸收货币的，只有被禁止或者不能够市场化交易的城郊农村和一部分城市土地。而且，土地要素的实物交易，会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并且，盘活土地要素，与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组合，一二三产业融合，要素双向流动，增加创业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可增强其消费能力。
但这一切都在卡在土地的计划和行政管理体制上。
因此，二是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快从计划配置行政管理土地的思维，转向积极提倡和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放开、盘活和为经济刺激和发展助力。关键的改革是，比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农村集体所有和使用土地部分，可以所有制不变，长期租赁使用权交易，期限可为50到100年，并尽快推进入市；农民宅地和承包农业林业用地，也可集体所有不变，50到100年内可长期出租使用权。进行产权登记、允许市场交易，可以既会使流动性有处可去，也会因居民收入的提高而提升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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