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商报
从啄木鸟维修平台乱收费到“电子签”高利贷，从窃取个人隐私到骚扰电话黑产、“手机抽奖”新套路……“3·15”晚会曝光的一系列利用高科技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例引发全社会的激烈讨论。
这些案例引发消费者的高度关注与深刻共鸣，在于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加速到来，信息差带来的弱势处境，商家平台夹击下的选择权旁落，算法操控下的消费陷阱，几乎无处不在。
许多人抱有忧虑和不安：拥有认知和感情的人会作恶，而仅凭理性计算进行执行指令的技术也会“作恶”，且做起来易如反掌。
以算法为例，科技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人找信息”，现在反过来“信息寻人”。
人工智能的决策正走入更多与个人生活相关的领域，切实影响着每个人的工作生活，最让人深有感触的是个人信用、消费安全、资产处置，因此我们很难对这些“作恶”视而不见。
换言之，科技不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从社会意义上讲，技术并非完全中立。
科技进化的终极命题并非技术本身，而是人类如何驾驭工具而非被工具异化。
如晚会曝光的，一旦普通的产品制造业打破常规，无所不能的平台经济突破底线，看似偶然的迷之操作，汇聚起来就是干扰消费的必然。
从“科技与狠活”到胆大的“二次翻新”，从傲慢的啄木鸟到“顽强”的借贷宝屡教不改，跨越时间与领域的界限，就能发现企业趋利动机与社会责任、法律约束的长期博弈，并非一念之间。
打击逐利作恶，寻找监管与创新，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从某种程度看就是打开消费的破局点。
历史经验证明，一部分监管问题可以通过科技自身解决，比如机制设计、技术校准、平衡训练、隐私规避等，来规避技术使用中的短期机会主义，更好地与人类的价值观及监管要求保持一致。
而另外一部分则要通过法律解决。针对明知道“这样不对”，但依然有意为之的问题，建章立制，让“算法”更守法。法律要为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帮助不同人群提升数字红利的可及性和平等性。
监管的重要性，还在于警示别有用心的人，既算计消费者，又算计劳动者是万万不能的。
所有强大的科技都会有被恶意利用的可能，技术作恶的边界正在被击穿，减少失序行为的发生必须要提高犯罪成本，并不断完善配套的规则和指引。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震慑服务输出者，让他们“作恶”时有所顾忌。
回到具体行业，应该学会算大账，而不能为了短期利益不惜伤害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各大平台也应倡导科技向善，破除“信息茧房”，不断优化推荐机制，完善管理规则。
前不久，全国两会刚闭幕。促消费、强科技政策成为市场最大的看点。提振消费位列今年政府工作任务之首，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关乎未来。
在时下的中国，提振消费是短期、中长期因素相交织的复杂问题。杜绝科技作恶，则衔接了短期的消费陷阱治理和长期的消费环境改善。
让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解决包括隐私泄露、算法偏见、恶意使用等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提振消费。
北京商报评论员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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