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府关税政策及其衍生不确定性的持续影响下，美国经济如何了？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联储有条件在“观望”进一步经济走势预测后，再考虑对政策立场进行调整，他同时预警夏季通胀可能回升。同日，美国谘商会发布的数据则加剧了市场忧虑，消费者信心指数从5月修正后的98.4骤降至6月的93.0，消费者对收入前景的预期也明显恶化。
这一经济图景在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引发讨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表示，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已出现显著下调，从年初近3%的增速预测现已腰斩至约1.5%。这种经济动能减弱也已反映在民调中，最新民调数据显示，仅39%的受访者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治理表现，其总体支持率亦降至45%。
世界贸易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库普曼（Robert Koopman）则强调，若高关税政策持续，将引发双重负面效应，一方面，这将降低外资对美投资吸引力，减少资本净流入；同时，还会扭曲资源配置，促使劳动力和资本从高附加值产业向低效的传统制造业回流。“（关税政策）会造成长期损失，减少创新，缩小资本存量，并降低资本分配效率。”他称。
关税对经济的侵蚀
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已削弱其经济增长动能。经合组织（OECD）在6月初发布的经济展望中将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测从2.2%下调至1.6%，2026年进一步降至1.5%。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将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下调至1.8%，相比1月的预测下调0.9个百分点。
不过，当前，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通货膨胀和经济活动的实质性影响尚未充分显现。鲍威尔在听证会上没有明确排除下个月降息的可能，他表示，官员们更可能等到9月会议，观察关税引发的价格上涨是否比预期温和，然后再恢复降息。
库普曼对此分析称，首先，企业通过前期提前进口形成了充足的库存缓冲，现阶段销售的商品大多未受新关税政策影响。其次，新进口订单量已出现显著收缩。“随着库存逐步消耗，企业可能会通过提高售价转嫁关税成本，或者延续当前做法，通过压缩利润率或向供应链下游分摊成本。”他称，鉴于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对客户流失的担忧成为延缓价格传导的关键因素。
同时，就业市场不确定性也抑制了消费支出。他表示，虽然关税的微观经济效应暂时较小，短期内可通过库存调整和利润压缩被消化，但这可能很快会削弱投资并导致经济活动向效率较低的领域重新分配。库普曼的研究显示，特朗普政府5%-10%的关税税率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0.25-0.75个百分点。这种抑制作用不仅体现在直接经济阻力上，更反映在投资外溢效应。他称，尽管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推动的部分基建项目和内生经济动力仍在延续，但新投资项目已出现延迟。
库普曼强调，特朗普政府宣称关税由出口国承担，但事实上仅约5%实际转嫁至贸易伙伴。剩余95%的成本中，50%-55%通过企业利润削减吸收，余下部分最终传导至终端价格由消费者承担。
标普全球评级首席经济学家格伦瓦尔德（Paul Gruenwald）也称，关税政策仍具有巨大不确定性，包括税率波动、实施期限和覆盖范围。这会产生更深远的抑制效应，渐进性地削弱消费意愿、投资活动和并购交易。这些影响并非短期冲击，而是形成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
美联储降息步伐
当前，鲍威尔按兵不动的立场已多次招致特朗普的批评。在鲍威尔出席听证会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称其“愚蠢且固执”。
艾利森认为，美联储鲍威尔与特朗普之间的政策分歧已公开化。鲍威尔正确地预判出通胀黏性的持续存在，因此坚持推迟降息。关税政策冲击叠加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企业与消费者的谨慎态度可能削弱经济增长动能。此外，移民遣返等政策也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扰动。
基于上述考虑，艾利森预计鲍威尔将继续保持这一立场。“他清楚自己不会再被任命，而特朗普也清楚无法将他解职。尽管表面冲突难免，除非巨大的意外发生，政策路径实则已定。”他称。
格伦沃尔德称，过去几年的经济过热促使美联储保持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利率维持在4.25%左右，较估算的3%中性利率高出100个基点。当前，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已开始降息周期，但美联储仍按兵不动，主要是出于不确定性。
“关税未必一定引发通胀，但可能推高价格水平，预计到年底通胀率可能升至3.5%-4%，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格伦沃尔德称，鲍威尔和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明确表示采取依赖数据的观望态度。美联储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率以及价格上涨是否会导致持续性通胀等指标，同时也追踪未来几年的通胀预期。
“目前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经济增长保持稳定，所以美联储有观望的空间。但如果劳动力市场显著恶化或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他们将大幅降息。我们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会有两次降息，明年可能继续，但他们会谨慎行事，关注通胀和就业。”格伦沃尔德表示。
“大而美法案”争议
美国财政政策也正成为经济争论的焦点。当前美国参议院审议中的“大而美法案”可能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这加剧了长期存在的债务可持续性担忧。
艾利森将此视为美国面临的最大系统性风险。他称，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完全依赖债务融资的模式难以为继。虽然储备货币地位赋予美国特殊灵活性，但38万亿-39万亿美元的国债规模不可持续。
他特别警告，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等金融领袖近期已发出债市崩裂预警，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讨论十分类似。“若特朗普提议的法案通过，未来五到七年可能新增2万亿赤字，连马斯克（特斯拉创始人）都认为这种做法过于鲁莽。回过头看，我们会认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他称。
格伦沃尔德则表示，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有所谓“债券市场义警”，即当市场认为赤字不可持续时，债券收益率飙升，这就会促使美国政府和国会合作进行财政整顿，最终实现赤字清零。“我们需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互动，表明当前支出水平不可持续。这一机制对降低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至关重要。”他认为。
库普曼认为，“开支票”是特朗普的本能。如果经济放缓或有衰退风险，他会毫不犹豫地签署刺激计划。而特朗普之所以对债务展现轻松姿态，因为他“过去总通过破产处理债务”。
不过，库普曼认为，这种方式对美国经济长期来说是灾难性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国会是否会站出来承担责任，宪法赋予国会控制财政的权力。情况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要么国会决定解决问题，认识到不能指望总统妥善应对；或者他们可能继续像过去几个月那样，唯总统马首是瞻。”他称。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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